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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时风ybin271的博客(王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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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昱:跨越从微观到宏观的消费鸿沟  

2015-10-14 22:30:35|  分类: 私学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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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4 17:56:30      但斌


 
来源: 发布时间:2015年10月14日  作者:史晨昱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想评述


  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rus Deaton)荣获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受到表彰。


  安格斯·迪顿于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持有英美双重国籍,微观经济学家。1974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至今一直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并兼任该校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以及伍德罗·威尔森学院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迪顿的学术贡献突出表现在:基于微观数据,关注数据的质量和度量问题,从个人消费选择入手,通过深入研究收入不平衡、福利国家贡献以及公共部门经济学等领域问题,为国家促进福利、消除贫困的政策设计打开了一扇窗,也被称为微观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人。


  在许多人眼里,迪顿获奖是个冷门。相比长期在镁光灯下高谈阔论的宏观经济学家,迪顿似乎很小众。其实,这正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家的本色。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他因坚持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以及模型和数据处理的高度技术性著称。上述特质充分贯穿在他对消费领域的研究中。


  经济学家们对消费和储蓄的关注由来已久。自从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以来,对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研究更是现代宏观-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一方面,消费以及投资波动被认为是现代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储蓄(投资)同时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通过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无疑,可以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储蓄的变动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来平抑经济波动,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研究消费和储蓄对于经济学家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20世纪30年代以来,消费研究经历了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的变迁。绝对收入理论由于无法解释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相对收入理论虽然通过引入“过去收入”而极大地拓展了研究思路,但却始终不能严格地解释这个现象。直到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的诞生,储蓄率的长期稳定性才得到了完美的解释。然而伴随着旧问题的解决,新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在上述变迁中,迪顿引领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为其提供了一系列横跨微观和宏观的连接并被广泛采用的解释。


  消费者行为的“迪顿悖论”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强调当未来为确定性情形下,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量,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不会对收入的短期变动有较大的反应,消费比收入更平滑,消费-年龄曲线是弓形的以及消费与收入滞后信息无关。霍尔(1978)研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把理性预期方法论应用并修正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提出随机游走(Random Walk)模型。


  相对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所得的“强推论”而言,理论本身显得过于笼统,更像是一个研究框架,缺少经得住实证检验的模型,因此招致了经验研究的许多质疑。从商业周期频度来看,预期消费不仅受到暂时收入波动的显著影响,且对持久收入波动反应“迟钝”;同时,没有被消费者预期到的收入波动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影响消费。


  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斯通(1954)根据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提出首个需求函数系统模型——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ES),该模型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分析消费需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求解消费者最大化的效用组合。但是LES由于忽略了储蓄因素的原因,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在此基础上,根据预算份额可以直接来自于支出函数的包络定理,迪顿和米尔鲍尔(1980)将这种关系广泛应用到某一特定商品支出函数的研究中,即为了几近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的建模思想。该模型是建立在效用水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求出消费者达到支出最小化的消费选择。AIDS模型具有明显的优点:为任意值的第一近似的需求模型;更直观、准确地表现出各种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从而深刻地体现出结构分析的思想和方法;能够正确地满足选择性公理;满足同次性和对称性等。他们将这个需求系统模型应用到1954至1974年间英国支出模式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当人们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伦敦居民的食品和住房的实际支出的系数为负,这意味着收入投入到这些商品的份额在下跌。他们还在该实证模型中证明了显著地相对价格影响,尤其在交通和通信的支出上。


  对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估计消费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和储蓄路径——也即估计消费和储蓄路径随着年龄增加的变化情况。对于早期的研究者,由于所能利用的数据多为某一特定年份的横截面调查数据,因而大多只能进行横截面的分析。但这种分析有明显的缺陷:由于横截面分析对比的是出生于不同年份的群体的消费、储蓄水平,由于社会生产率水平的不断进步以及不同年份出生的群体往往有不同的成长经历等导致横截面分析结果所揭示的并不是代表性消费者的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路径。横截面数据存在的这类问题,意味着我们通常要利用面板数据或者使用其他计量手段,对横截面数据进行调整,才能更加准确地估计消费者的生命周期消费路径。迪顿(1985,1997)认为,当我们手中有多年的横截面数据时,可以通过构造伪面板(Pseudo-Panel)的方式来估计消费、储蓄等变量随年龄的变化情况。从此该方法被研究者广泛应用。


  1987年,很多时间序列分析者发现,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个人平均收入是一个正的一阶自回归的单位根过程。迪顿认为,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对劳动收入的一个单位冲击就会转化成对持久收入的很大冲击。那么,对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测,不是消费比收入平滑(数据显示的结果),而是收入比消费平滑。迪顿(1987)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简单化的研究,迪顿指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迪顿与坎贝尔(1989)对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实上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迪顿将这种实际消费小于理论估计值的消费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迪顿的这一思想,也可以表述为,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消费的变化和预期收入正相关(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过度平滑性),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迪顿悖论”。


  消费不平等现象


  绝大多数结构化模型建立在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选择行为之上,却使用宏观数据来估计模型的参数,而从宏观数据中推断微观行为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且在现实中很难满足。迪顿和帕克森(1994)较早注意到了这一“消费不平等”现象,他们提出,如果收入过程不平稳,那么在基本生命周期模型中,消费面板数据方差将随着时间增大,意味着即使是同代人的消费方差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差异化。这一现象显著背离了完全市场假设,市场风险并不是完全分担的。可见个体差异及其变化对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由微观到宏观的过程,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加总,忽略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造成理论的失误和经验研究的偏差,甚至得到矛盾的结果。另一方面,加总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毕竟寻求普适结论是经济学家们的追求。


  加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还是个体,是微观与宏观衔接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首要问题。以个人为单位从本质上讲是存在缺陷的。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多数人一生中都在扮演某个家庭成员的角色,不仅仅是消费决策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收入通常也是有所分工的。家庭内部除了个人消费品之外,还存在很多“公共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往往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由此可见,个人的消费欲望和效用并不能完全左右家庭最终的消费决策,那么对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就必然是区别于社会实际消费状况的。


  然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障碍。首先是对统计数据有较高的要求,如何界定“家庭”对结果可能有显著影响。迪顿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


  迪顿(2000)对我国台湾、泰国、印尼等东亚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储蓄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研究表明,以个体为单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研究对模型结论有显著的影响。在对我国台湾的研究中,以家庭为单位得到的结果显示,人口对储蓄率几乎没有影响,但他认为这并不能否认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负储蓄的相对减少被抚养孩子消费的相对增加所抵消;而从个体为单位得到的结果则在经济增长的两个极端表现出了差异,当经济增长很快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储蓄率的明显下降,当经济增长很慢时,出生率的下降将对储蓄率产生负效应,个体研究的结果更加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这个结论提示我们“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并非无懈可击。


  人口统计特征是微观数据在加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和家庭构成都可能成为影响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协调性的因素,迪顿在其《理解消费》一书中对人口统计特征有重要论述。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的负储蓄和抚养小孩的消费或年轻人的借款欲望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口和经济增长与储蓄率之间的相关性,人口结构则将直接影响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走势。早期对储蓄率的国际比较(赖夫,1969;莫迪利安尼,1975)发现,人口增长与储蓄率正相关,而人口抚养比——年轻人与老年人数量之比——对总储蓄有负面作用。这是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然而迪顿与帕克森(1997)的研究表明,人口效应并不“从一而终”,应用不同质量的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往往导致各异的结果。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资深金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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